毛依的腹部有两个创口，都是未缝合的手术创口。其中一个10厘米长，4厘米宽，插着两根引流管，直接将胃部的物质引流出来。偶尔喝的水和汤和一些肠胃排泄物，都会从切口溢出来。切口边缘红肿得很厉害，不时流出黄水

“如果第一次手术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这么快就做第二次”，但这个忠厚的农民只是把想法埋在心里，他想自己又不懂医，还是等医生治了再说

“你女儿有先天性肠旋转不良，肠子跟别人旋转的不同，不信你进去看一看。”

医院之所以不做病理检查，是因为当地农民穷，“能给他们省一分就省一分。”

毛家坚持要送毛依到三医院治疗，三医院坚决不收。从那之后，双方关系急剧恶化，先后发生两次冲突。这个老实的农民为了女儿，被迫一再出手

《长江商报》记者 吴娟 报道

毛身兵在地里摘棉花时，看到村里孩子们从学校回来，总会眼圈一红。在毛身兵家中的户口簿上，毛依那页的最下角，蓝色圆珠笔写着一行无情的数字：“2006.2.8 死亡”。

毛依14岁，死在天门市第三人民医院三楼一间病房。当时，父亲毛身兵去给她买雪碧，回来见妻子王群抱着女儿又哭又喊。毛身兵一个踉跄扑到床边，而女儿的眼睛再也不能睁开。

死亡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上写着：毛依长期肠梗阻症状未缓解、全身感染、营养不良，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至今，毛身兵依然非常自责和后悔，“如果不是我带女儿到三医院看病，女儿可能不会死”。

毛依死的那天正值农历正月十一，新年刚开始。在那之前，毛身兵发现女儿的状态越来越不好。医生说她的血管越来越细，越来越不好找，输液也从1000毫升到800、500、200……

毛依得的是肠梗阻，手术后肠道坏死，基本功能丧失，四个多月不吃不喝，一直躺在病床上。

她先后去三个医院看过病：天门市第三人民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天门市第三人民医院。

妈妈王群在女儿第二次住进天门市第三人民医院时，就已做了心理准备，但死亡还是来得太突然了。

毛身兵回忆，女儿头脑一直很清醒，可后来身体越来越差，爷爷来看她，她居然认成了哥哥。

妈妈王群也发现，女儿很害怕孤独，怕自己一个人呆在病房里，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那天，毛依躺在床上，想喝水。妈妈冲牛奶喂她，她不喝，只要喝水。妈妈急了：“不喝你会饿死的！”

“饿死了还有哥哥啊！”

妈妈心里一惊，给女儿换了水。她手拿调勺，一点一点地涂抹在毛依的嘴唇和舌头上。她知道不能多，不能急，否则吞下的水会从肚子上的切口涌出来。

毛依的腹部有两个创口，都是未缝合的手术创口。

其中一个10厘米长，4厘米宽，插着两根引流管，直接将胃部的物质引流出来。偶尔喝的水和汤和一些肠胃排泄物，都会从切口溢出来。切口边缘红肿得很厉害，不时流出黄水。

妈妈每天要用纸巾擦净，再用碘酒消毒，又扑爽身粉吸干水分。这个一直干农活的妇女，学会了消炎和消毒。

喝完水，毛依看着妈妈：“谢谢爸爸，谢谢妈妈。”两手向外一摊，没了呼吸。

毛依埋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9月27日，天门张港镇高拐村，记者见到王群。刚提到毛依的名字，王群的眼泪就流了出来，谈话因此中断了好几次。

在王群的带领下，记者看到孩子生前住的房间。门口有个18英寸彩电——也是全家唯一的电器。“女儿才乖，从来不乱串门，就喜欢看电视。我们就买了一个。”除电视外，这个房间再没有一件像样的物品：房间顶棚用彩条塑料布蒙着，“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墙角一张课桌，是木头拼成的，桌腿坏了。这样的桌子，毛依用了8年。里面装满了书和作业本，上面字迹端正整洁。床又潮湿又单薄，铺的是草垫。

王群拿出了女儿生前唯一的一张照片时，手有些抖。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我们穷，从来没给女儿拍过照，这是她和同学一起去镇上拍的。”照片上的毛依，和患病后判若两人。

没有女儿陪的王群，每天要下地，要收拾家务，“以前女儿帮我们干活，做饭洗衣都是她干。别人都说她很懂事。”

阳光射进屋里，或明或暗。午后的农村，没有一点声音，这个寂寥悲伤的家，只有两只小花狗走来走去，才有一点生气。

王群的隐忍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前些天，毛身兵曾说，女儿走了，人活着没有意思。她一再鼓励丈夫要坚强，“要看得开些”。她一个人守着家，丈夫出门打工，儿子在镇上上学。一看到女儿的房间，就会忍不住伤心。可也只是哭一会，又继续干活。

毛身兵也一样，带着女儿的相片去打工，他一直想逃离这个伤心的地方，甚至不愿接受采访。这场持久又痛苦的纠纷，使他心力交瘁。在电话里表达了他的悲观，“在孩子最需要医治的时候，没有人相助，现在事情已经完了，不想再提。”

他唯一透出希望的一次，是跟妻子商量，“如果哪有别人不要的女儿，我们再捡一个回来吧。”

手术

手术当天夜里，毛依哭喊着说肚子疼，越疼越厉害，用头拼命撞墙。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她的脸和嘴唇发白，疼得休克过去。毛依在24小时内第二次推进手术室。院方说病情为阑尾炎术后肠梗阻。

1991年毛依出生。她14岁时，身高1.58米，体重47公斤。在王群眼里，毛依一直是个健康的孩子。“从没什么病，也没肚子疼过，吃饭也很好。”

就在一年前的10月，毛依突然肚子疼得严重。在张港镇打了点滴也不起作用。镇上的医生说可能是阑尾炎，要赶快做手术。毛身兵急切地从潜江赶回来，带着毛依找到家住天门的舅舅王圣庭。

王圣庭见到毛依时，她捂着肚子，弓着腰，脸色苍白，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王赶紧和毛身兵带孩子去了三医院。从此，毛依再没有回过家。

事后，王圣庭说，毛身兵之所以要选择三医院，一是镇上的医托介绍，二是做阑尾手术比一医院便宜200元。

天门市第三人民医院，二级乙等。位于该市南环路，医院职工有240多人。

院长黄献生说，毛依在进入该院诊断时，双方关系非常好。因为毛家有亲戚也是医生，彼此都很熟。再加上副院长刘文富也是张港人，又是老乡。所以，毛依的病情，由有着30多年临床经验的前业务院长刘文富亲自出诊。

那天下午四点，刘文富用手按了按孩子的腹部，又做了B超，诊断为急性阑尾炎，需马上手术。刘还告诉了毛身兵，阑尾手术有时会引发肠梗阻。

四点五十分，三楼手术室，阑尾切除术开始了。

毛身兵回忆，主刀医生马治平大约做了两个多小时的手术，中途出来说阑尾不好找，刘文富就进了手术室。当马治平再次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个小塑料袋。装着毛依的阑尾。问是否需要做病检，毛身兵说不做，就接过塑料袋。

三医院院长黄献生对切下的阑尾没有做病理检查后悔不已。他坚持认为，孩子当时就是阑尾炎，“因为除右下腹反跳疼不明显外，其他症状都和阑尾相似。”院方所有被鉴定的过失，就是因为拿不出检查报告证明的确是阑尾。他还解释，医院之所以不做病理检查，是因为当地农民穷，“能给他们省一分就省一分。”还因为医院条件差，没有能力做病理检查，只能送到天门第一人民医院去做。

王圣庭当时一直和毛身兵守在手术室外。他对此表示质疑，即使病检能够证明孩子有阑尾炎，也无法证明鉴定报告上的漏诊，也就是同时并发肠梗阻的状况。

等了两小时的毛身兵，想起别人说阑尾手术很快，心里七上八下。孩子终于出来了，他长吁一口气。

当天夜里，毛依小便一次后，哭喊着说肚子疼。医生进来看了一下，说是伤口疼，要多观察。可毛依越疼越厉害，用头拼命撞墙。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她的脸和嘴唇发白，疼得休克过去。

下午两点多，医生意识到有些问题，做了透视检查。疼得极端衰弱的毛依要爸爸扶着才能抓住楼梯扶手。

接着，毛依在24小时内第二次被推进手术室。院方说病情为阑尾炎术后肠梗阻。这次主刀医生正是该院现任业务院长别忠祥。临床经验也有20年。

手术室外，毛身兵和王圣庭焦急地等着，当时毛身兵已经有点怀疑医院，“如果第一次手术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这么快就做第二次”，但这个忠厚的农民只是把想法埋在心里，他想自己又不懂医，还是等医生治了再说。

这场等待更加煎熬，手术从下午两点一直做到晚上八点。毛身兵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女儿平安。

手术中途别忠祥也出来一次，他是要告诉毛身兵：“你女儿有先天性肠旋转不良，肠子跟别人旋转的不同，不信你进去看一看。”

毛身兵不敢看，王圣庭就拜托别忠祥：“我们也不懂，从没见过肠子旋转，还是请医生好好做就行。”

别忠祥又进去，再出来时，手中拿着个器皿碗，用镊子夹着毛依切除的一段肠子，“大约有这么长”，毛身兵用手指比划了一下，“有点紫红色”。

这次，再问及是否做病理检查时，王圣庭多了个心眼，要做。

毛依再次被推出来，脸色苍白，睁着眼睛看着爸爸不说话，手冰凉冰凉的。毛身兵心里越揪越紧。他认为，别忠祥并没有像很多从手术室里出来的医生一样说：“手术很成功”。他只说：“切下这段肠子对以后生活不会有大碍。”

毛身兵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手术后，毛依肠道一直没有通气。按通俗的说法，做完肠梗阻手术后，一定要放屁，才说明肠道通了。

第三天，毛依没有通气，并开始高烧，38.5度，发烧持续了一个多月。

毛身兵每天都去问医生，回答千篇一律：等通气，多观察。就这样等了十几天。在家里的王群不放心，就早早到了医院，可她也只能看着不吃不喝的女儿没办法。

黄献生说，他们发现毛依的状况后，就请来省人民医院的专家会诊。专家认为毛依有先天性肠旋转不良手术后导致肠坏死，后期治疗很麻烦。建议转到大医院。

于是，双方开始商讨转院的问题。毛身兵治女心切，10月27日把毛依送到武汉协和医院。

治病

在协和治病的37天，家里共花了7万多，用尽3万元积蓄不说，还问亲友借了五六万。毛身兵先后三次从武汉回天门借钱。毛依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问妈妈花了多少钱。一听花得多，就坚决不治了，吵着要回去。

毛依第一次来到武汉。她跟爸爸说，等病好了，要带她出去玩玩。

10月19日，毛依在协和病房度过了最后一个生日。没有生日蛋糕，没有蜡烛，因为她不能吃。她提了一个向往已久的要求，要爸爸给她买辆自行车。

家里的那辆自行车太破了，毛依总骑着它去七里外的学校上课。在她家的后房，记者看到了这辆自行车：红色女式，覆盖着厚厚的灰尘，座位破了个大洞。父亲修过很多次。毛依很想要哥哥那样的自行车。可懂事的她知道，哥哥要上高中，路程更远。所以直到过生日时，她才跟爸爸提出来。

在她看来，她还能恢复健康，还能和别人一样骑车上学。

她最开心的是，班主任刘行文会常常给她打电话，电话从一个同学传到另一个同学手里，109个同学都会向她问好。尽管有些同学还不太熟悉，毛依只上了一个月初二就住进了医院。

班主任刘行文跟毛依同村，一开学就注意到了这个不太爱说话的学生。她坐在班上最中间的位置，并不引人注意，可她学习态度好，特别是语文成绩好。刘行文直到她去了协和才知道病情。他以毛依的名义写了一封求助信，挑18个女生做“爱心大使”，发动全校18个班级给毛依捐款。

这个只有一栋楼、两个乒乓球台、一个简易篮球场的学校，1700个学生大部分是农民的孩子，他们一元一元地捐出来，凑了3000多元给毛依。

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承受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灾难。

在协和治病的37天，家里共花了7万多，用尽3万元积蓄不说，还问亲友借了五六万。毛身兵先后三次从武汉回天门借钱。

毛依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问妈妈花了多少钱。一听花得多，就坚决不治了，吵着要回去。

还有一次，她让爸爸把箱子里的二十元钱带来用。那是亲戚给的压岁钱，她一直没舍得花。

12月1日，毛依不得不离开协和，家里实在没有钱了。

在协和，是陪护毛依最辛苦的日子。那里病房小，6人一间。连个伸腿的地方都没有。

白天，毛身兵要取各种化验单，出去买吃的。王群在病房照顾女儿。病人供应一份饭，他俩分着吃。有时，病友们看着他们可怜，会把饭菜送给他们吃。晚上，他俩就睡在别人用坏的躺椅上。

父母的辛苦并没有换来毛依病情的好转，她高烧持续不退。医生不能动手术，直到11月28日。医生打开毛依的腹腔，发现里面的肠管和腹腔都粘连成铁板状，根本无法进入腹部，只做了单纯的小肠造瘘术。医生说，如果毛依能坚持三个月不高烧，就可以再次做手术，就有希望。可毛依只坚持了两个多月。

那时正是棉花收获大卖的季节，他们只能请亲友帮助卖一些凑点钱。尤其让这家农民心疼的是，去年的花菜价格特别高。同村人的两亩花菜居然卖了8000多元，而他家菜地没人照顾，还被偷了很多，只卖了2000多元。

湖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

天门市第三人民医院在对患者毛依的医疗过程中，存在着诊断“急性阑尾炎”依据不足、2005年10月10日下午的手术中对患者自身已存在的肠道系统病变漏诊、10月11日选择手术切口不当的医疗过失，造成患者长期肠梗阻症状未缓解、全身感染、营养不良，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患者毛依因其自身肠管变异而发生肠梗阻，且因其家庭经济困难原因不能坚持治疗与其最终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四条、《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本医疗事件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天门市第三人民医院承担主要责任。

二OO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纠纷

毛家坚持要送毛依到三医院治疗，三医院坚决不收。从那之后，双方关系急剧恶化，先后发生两次冲突。这个老实的农民为了女儿，被迫一再出手。

受毛依同病房的一个病友的启发，毛身兵越想越不对劲。尤其当他想到毛依在天门三医院一共花了1.4万，但他只交了2000元，可院方就让他们出了院，如果不是理亏，怎么会这么好？

于是，他把想法告诉亲戚，要亲戚去找医院要钱治病。

经一帮亲戚的据理力争，天门三医院同意“从人道主义出发借款8000给孩子治病。”并要求按国家规定的办法解决争议，要毛身兵做医疗鉴定。

毛身兵也觉得不做鉴定没道理，但他没办法，他太需要钱给孩子治病，与其花钱做鉴定，还不如挽救孩子的生命。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怕不公平，怕卫生局和医院是一起的，即使鉴定也是自己吃亏”。

毛家坚持要送毛依到三医院治疗，三医院坚决不收。院方认为“协和都治不好，我们更治不好”。

从那之后，双方关系急剧恶化，先后发生两次冲突。这个老实的农民为了女儿，被迫一再出手。

当时毛身兵强行把毛依送进三医院要求治疗，院方却不理不问。毛依每天都要输液维持能量，却没有护士来。

情急之下，毛身兵叫来所有的亲友，聚集在医院门口。他告诉记者，他根本就不想闹事，只想逼医院给孩子治病。“我很气愤，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记者眼前的毛身兵说话声音很小，问一句说一句，他一再说“其实很怕医院，想自己肯定斗不过”。所以赔偿时，法官一调解，他也就答应了，没有多争什么。

纠纷越闹越大，院方也头疼不已。

后来，卫生局要求医院给予治疗。院方只答应打针，毛身兵要自己买药。就这样，在春节过完不久，毛依就死了。

毛家申请尸检和省医学会的医疗鉴定。等到事故鉴定为一级甲等，毛身兵对此才稍觉得公平。经法院调解，医院赔付17.5万。除掉毛依治病的所有花费，还剩下不到5万元。

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阮小明得知此事，打电话到天门卫生局要求严肃处理。“所有的医疗事故，均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5条来执行。”

第五十五条说， 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医疗事故等级和情节，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执业许可证，对负有责任的医务人员依照刑法关于医疗事故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对发生医疗事故的有关医务人员，除依照前款处罚外，卫生行政部门并可以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

记者前去医院采访时，也就是省里的鉴定下发5个月之后，毛依医疗事故中的医生还在继续上班。

“做医疗事故鉴定有利于公平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吴娟

毛依医疗事故最终由湖北省医学会鉴定，为此，记者采访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主任谭莱茵，她也是毛依医疗事故鉴定全过程的组织者。

记者：毛依今年一月份在天门做过一次医疗事故鉴定，鉴定为三级丁等，院方负主要责任。后来又在湖北省医学会鉴定为一级甲等，院方负主要责任。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谭莱茵：天门卫生局委托做鉴定时，根据当时还存活的患者的身体状况而定。湖北省医学会组织鉴定时，患者已经死亡，客观损害结果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结果不同。

记者：现在每年医疗事故鉴定数量如何？如何定性？

谭莱茵：从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之后，数量是比以前要多，这跟社会不断发展，人的意识普遍提高有关。

以前，医疗事故鉴定是法律起诉的必经之路。现在新条例规定，发生医疗纠纷有三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一种是直接诉诸法律；一种是通过医疗鉴定来判断责任。

发生医疗纠纷后，只有通过鉴定为医疗事故的，才能称为医疗事故。

有时候，医患双方情况很复杂，不是说发生医疗纠纷就是医疗事故。

记者：医疗鉴定主要有哪些意义？一级甲等事故，且院方负主要责任的严重性在哪里？

谭莱茵：做医疗鉴定是通过权威专家对整个医疗过程进行分析，以判断是否有医疗过失等情况。医患双方都可以提出申请。单纯的通过双方协商，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双方都不得不妥协，会存留隐患。也容易加深医患双方的矛盾，扩大纠纷。为了让医院赔的不冤，患者得的不少，我们建议尽量做医疗事故鉴定。

其次，做医疗事故鉴定有利于卫生部门发现问题，加强管理，医学只有在有效的管理下才能发展。

医疗事故一般有两个原因造成，一个是管理不到位，比如管理规定中不允许的事情，医院做了，属于违规操作，责任就比较大。还有是属于医疗技术水平的问题，医院和医生毕竟都参差不齐，技术水平有高有低。毛依这个事故主要就是医生技术水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