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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实文学 |
| 我认识的鬼子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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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1日 |
作者:方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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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老头的办公室里有各种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他用一只手打英文传真，打日本文记录、报告书和统计表。办公室前有个大水池，里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鱼。办公室前后道路上种着绿色植物。尽管铃木老头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好，可他却总是很忧郁，有点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随时准备被拉上去，坐土飞机、挨批斗。仿佛生活给予他的毫无幸福可言，连“幸福过”都没有。久而久之，他终于和我谈起了往事，断断续续地说了很长时间。
我只在中国呆过一年又三个月就回国了。在中国东北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的师团没有受到过任何抵抗，可以说长驱直入。由于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指挥的政府军29军在卢沟桥坚决抵抗，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们日军一方面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从朝鲜和日本国内增调部队进关，准备大举进攻。
当时指挥官集合队部训话：蒋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将军执行“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所以宋一直举棋不定。蒋介石的发言，往往是我们日军最关心的消息。如果他开始就强硬，把各地的部队都调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军，那将会大大地影响我们的军心。当时的局势是，我们打到东北，东北军败退，华北无动于衷；打到华北，山西和华东又无动于衷。中国既大又小，一个军阀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将军决心一战是在1937年7月下旬，并于1937年7月27日通电全国。
接着我们的师团进攻山西。在山西，共产党军队于1937年9月25日首战平型关，使我们第5师团的运输部队一千多人战亡。这次伤亡人数超过与29军的战斗。情报迅速传达，使我们受到震撼。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强劲的敌人，我们要寻找他们、消灭他们。跟着又有一支共产党八路军在行动，120师从陕西富平地区出发，到达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区，归山西的地方军阎锡山将军指挥。只一仗，我们就知道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坚强有力。他们军队人数虽少，但这次混同人数众多的山西地方军一同抗日，使我们受到很大威胁。
有一天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个山区刚刚隐藏进一批八路军115师的伤员，他们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这批人夜间行动，白天休息，已经转移了4个地方。他们有马匹，有枪支，还有医务人员，看他们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西渡黄河，移师陕西境内的共产党区域。
那片山区的村子穷极了，连饮用水都没有。井深在20—30米，但听说是八路军的据点。晨露未干，我们悄悄包围了那个村子，被我们赶到一起的一百多男女老幼全都对我们怒目而视，没人说出八路藏在山林里什么位置。在林立的枪刺面前，他们居然敢无视我们。
面对我们包围的沉默人群，山田上尉大声吼道：“开始吧！”随即伍长命令我把面前一个仅一二岁的小男孩刺死，以此逼迫人们说出实情。白刃战，我敢端上枪刺狂吼着迎上去。杀小孩，我可不敢，我迟疑。伍长怒了。他大喊一声，拉出那个孩子就是一刀，孩子没哼一声就死了。我吓得两腿哆嗦。人们都低下头去，畏缩成一团。只有一个老头冲出人群，他不管不顾地用嘴吸吮孩子从身体里涌出的鲜血，并大声叫孩子的名字。他满脸都是血和泪水，几百人听他悲惨的叫喊。
伍长吼叫着命令我把老头也干掉：“浑蛋!看看这群人说不说。”我上去一枪刺就扎进老头的腹部，没想到他双手紧紧抓住我的枪不放手，他竭力嘶喊着什么，我用尽全身力量也没能拔出枪刺，只是把老人拖了几米远。
“轰”的一声，人群炸了。他们顶着雪亮的枪刺赤手空拳向我们扑来。用牙咬，用手抓，用石头，用农具……女人的哭叫，男人的狂呼、哀号与日本兵嚎叫连成一片，像地下的岩浆一下子涌进了这山村的野林。混乱中，一个青年跳过来一柴刀就砍下了我的左臂，边上一个日本兵一声嚎叫又一枪刺扎进他的胸膛。那一瞬间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那老人自己双手拔出了三八枪，然后睁眼倒在地上!我当时一点不感到痛，只感到有股热流从刀砍的地方向外喷涌。卫生兵冲过来使劲勒住我断臂上部，我立即昏死过去。
后来听说这一百多村民全部被我们三百多日军杀了……村里的房全烧了，后来山林也起火了，烧到我们日军撤离那一天还在烧……
由于感染化脓，我的左臂残余被我们军医彻底锯掉了。再后来不久，我和一批战伤者一起回国了。
半天，我问他：“那中国老头儿喊什么呢？”
“‘瓶（拼）了吧，瓶（拼）了吧!’我去过中国，我只记住这一句中文，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那是在愤怒和绝望之中，我们人类由于被残杀而发出的最后的呻吟，是一个长者面对死亡而向他的村落发出的最后命令。”
他始终看着窗外，但夜晚的窗外什么也看不清，可是铃木还在努力地看着。他的背深深地驼下去，青筋毕露的右手放在膝上。他坐在那儿像一尊泥塑。
万籁俱寂，我能听到任何一个细微的声音，热闹的东京好像已经死了。我仔细寻找那撕心裂肺的嘈杂，我想闻到血腥，我想重新回味那来自人间地狱的一切。但东京的夜晚静悄悄，东京的夜晚像东京人，他们在本能地掩饰过去。
“人间地狱”本是人类社会所制造出来的宗教恐怖概念。自从有了日本兵，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四处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今天，我面前的独臂老鬼子又一次重新揭开了这历史的一幕。半个世纪前，他们就是人间的恶魔呀!天气并不冷，但我却浑身哆嗦。我知道我的脸色是铁青的，我捏紧拳头，不知是怎么走出的那个办公室。
他为什么要向我讲述这些惨烈的人生经历呢？是不是只告诉过我这个中国留学生？如果他的胳膊没有被中国农民砍掉，他会向我讲述这一切吗？半个世纪前这非人道的故事是必须要向谁倾诉的吗？
那个星期是我送外卖出错最多的日子。悲愤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有时我一边开摩托，一边大哭起来。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无数人困惑的目光中，我这个男人忍不下去呀，我不断用脏手使劲抹去我眼中涌出的泪水。我为同胞们感到悲哀，我为中国人的悲惨遭遇而感到难过。我们中国人是牛还是马？任你们杀!我们一个堂堂大国就是因为不团结、不强大呀!
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有一天，老鬼子铃木突然抬起头，直视我的目光。他那混浊的目光中充满了警惕和戒备。他说：“我看你像个记者，因为你跟我聊天时总在你的工作服上记着什么。”我说？我并没问你什么，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再说，全世界您见过我这样邋遢的记者吗？穿一身破白工作服，骑一辆破摩托，咱是打工的穷留学生而已，何来记者？”
最后一次给他送饭，我把饭菜的包装拆去，整齐地放好。再把衣冠不整的他收拾一下，把衣服扣子系上，把裤子给他提一提，他现在是残疾人。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我要走了，和他告别，告诉他我的续任是个日本高中学生，请他多关照。请他自己也多保重，健康比钱还重要，能休息就别工作了……
他显出无限的伤感，告诉我：“你要走啦，你走了，我就不订你们店的饭了，不好吃，不好吃。如果你还在东京，请你一定来看我，一定来呀。……中国人好，中国青年好。我正在联系进口中国的大豆，第一批货最近就要到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想去山西的那个村子去看看。过去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我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安宁，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你陪我一起去好吗？”他用仅有的一只手抓着我，仿佛怕我跑掉了。
他终于直视我，让我感到他的忏悔是真诚的。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混浊的老泪，右眼应该说有角膜云翳。我始终认为战争的罪犯不应该是他，也始终认为人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因为战争的行为是普通人之间的厮杀，而发动战争的人倒坐在一边看着，而且这些人还在梦想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独臂老人，你的右臂半个世纪前留在中国山西省的土地上了，因为战争发动者的罪恶。你常常告诉我，那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既然你还活着，并且有所忏悔，所以我希望你健康地活下去，并把你的故事也能讲给日本青年们听听。毕竟，你已经走到历史博物馆的门口了，再上两个台阶，敲不敲门，那扇门都会自动打开了……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四、你爹是八路
老鬼子山田已经病入膏肓了。他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说一句话要喘上三喘。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离我打工的饭店不远的街上。他拉着氧气瓶车，走两步喘一喘，走三步停一停。我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东京的阳光、东京的街头吧。他以军人的习惯勉强挺起胸，风把他稀稀拉拉的白发吹得颠三倒四。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我又喊他一声，他还是没听见。我知道他已经几个月、甚至一年没见过阳光了。我想此时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重新体验生活的喧闹，一定很高兴。我把车停在他跟前，他才看见我。他给我行了一个军礼，嘴里咕噜着什么，似乎有几只蚊子嗡嗡哼叫。我大声说：“你能走出来，太好了。你要保重哇，感冒了可不得了。”他伸出右手放在耳边，听着笑了，露出几颗长长的老牙。他又向我行了个军礼，并企图立正站稳。氧气瓶小车的车把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把晃动的军刀。
“真是个老鬼子，妈的。”我心里讲话。
老鬼子山田住在我们饭店后面一间小屋子里。他是每天都订饭的客户。他还有一个家在住宅区边上的寺庙里。他为什么搬到我们店后面小屋里一个人生活，我不得而知。他寺庙里的老家我也去过。门口牌楼的石柱有三米高，那牌楼上的红字匾额依稀可辨，全部是汉字。寺庙的院子里长满野草，到处是青苔。问山田的街坊才知道他住院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山田的老婆倒有模有样，看上去大约比他小10岁。她一周来看山田一次，给他带来一些常用的东西。山田的老婆在另外的地方住。他们为什么分居？是离婚了还是怎么的，我也无从问起。山田的女儿在横滨一所大学当助教，可从来不看他。从山田口里我得知她比我小一岁。我非常想见见这位助教，可一次机遇也没有。老鬼子山田为什么不去养老院，为什么不住进医院，为什么一个人在小屋里挺着，我至今都弄不明白。山田每天打电话来订饭，送一次饭就够他吃一天。每次去送饭，他都非常有礼貌地说：“给你添麻烦了，请下班后过来聊天吧。”每次他都把用完的饭碗和方便筷子整齐地放在门口，然后接过新送去的饭。通过跟他聊天，才得知他的经历。
1937年12月，山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他从不说南京大屠杀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从1937年到1945年间，他多次参加过与国民党军的大战役，无数次与八路军以及游击队作战。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他讲起战争来，很生动，常常做出一些军事动作。
他说：“听枪声，我就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是否训练有素，是正规军还是地方军。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我们卧倒在那儿，一枪枪向目标打去。如果是逆光，不但枪尖的准星上有虚影，而且不太容易看清敌人，那时就见我身边的人‘噗’地歪倒一个，‘当’地一声响又倒下一个。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去，只有把身子放得更低，匍匐着移动。
“我们的长官这时候不骂敌人，他趴在那儿大声骂我们。因为军事动作姿势要低，而且不能总呆在一个地方。敌人能顺光清楚地看见你，他一枪打到你右边，冒起一股土烟，他修正后打出第二枪，那时你就完了。”他笑时，我发现他几颗长长的老牙。
“如果是正面200米，子弹打中钢盔，人也就完了。子弹“当”的一声擦钢盔的边飞过去也不得了，像用大木棒朝你脑袋抡了一棍一样。
“我发现把钢盔摘掉好。钢盔反光，而对方的中国军队都把草顶在头上，要想看清他们很难。我照此办理，悄悄抬起头，不但看清了对方运动着的部队，而且没招来像飞蝗一样的子弹。我的长官对我嚷‘混蛋！戴上！’我趴在地上对他比划：这东西反光，老远就能看见。在钢盔上面扎上草，扎少了跟本不管事，还是反光。结果，我的中尉队长也把钢盔摘了下来。战后我们俩都活着。”
我问他当年最怕谁。他说：“我所在的部队最怕民团。这些人和我们有杀父灭子之仇、辱妻之恨、烧家之愤，他们身上涂有草药。说是刀枪不入。这些人狂呼呐喊着向我们冲来，前赴后继，令人心悸。他们不懂战术，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武器是土枪、土炮、大刀、农具。民团的人甚至用原木抬着清朝的土炮来和我们作战。他们英勇至今让我感到心颤。……我反对对平民烧光、杀光。实施冈村宁次将军的这一命令使我们日本军在中国人心目中完全变了鬼畜军队。对正规军是军人之间的战役，那另当别论。
“第二怕八路。八路军训练有素，英勇顽强，夜战如神，行军如风。”
我告诉他我父亲就是八路。
“什么!你爹也是八路？”他瞪大眼睛大声喘息着，右手下意识地往边上摸了两把，本能地想起身坐起来。这是军人才有的防卫动作。
我问他：“你要找枪？”我们都笑了。
“我对八路军印象不好，”他镇静下来慢慢地说，“他们往往以小股部队吃掉我们更小的部队，然后迅速转移。这使我们的火炮、飞机、坦克、卡车都失去作用。战争打的是钢铁、教育、科技和指挥。八路军狡猾地避开了我们的优势和锐气。”
“尤其是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1942年之后，八路游击队更猖狂，弄得我们分不清楚什么人是游击队，什么人是情报人员，什么人是一般平民，好像中国人都成了八路军游击队。一天夜里，我记得很清楚，枪声在村头不远的地方响起，听枪声就知道他们不过十几个人，我们一个中队全体出动，结果谁也没抓到。回来睡觉，枪声又响。我们又是全体出动，还是没找到一个对手。又回来睡，又响起枪声。中队长佐藤大尉说，别理他们，游击队没什么大动作。果然，枪声渐渐远去了，可以安心休息了。连续几个星期战斗、行军、出击，大家都太累了，很快都睡着了。谁知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在窗台上爆炸了。我们一屋子人被炸死6个。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心惊肉跳，从没能安安心心地睡过觉，八路军游击队那颗炸弹总响在我耳边，八路军游击队不好，最坏!”
我给山田送过一年多的饭，久而久之，熟了。我问他：“你女儿怎么不来看你，是亲生的吗？”山田用直勾勾的目光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告诉我一个内心世界的秘密。
山田对我说，他回国后就当高中教师。由于结婚晚，1955年才有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他一直用心教育她，希望她上最好的大学。那年女儿高考成绩不佳，他大发雷霆。女儿退缩在墙角哭了起来。山田说：“我一听到这哭声惊呆了。这声音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场面。那个被我强暴过的小姑娘也退缩成一团，惊恐万状地浑身哆嗦。她小声的哭泣绝对是悲惨、绝望的。从那以后，我没责备过我的女儿，我感到我对不起她。从此我和女儿渐渐疏远了，她不理我，从不和我联系。
多少年来，我内心世界的东西，从来没告诉过女儿和老婆。在她们面前，我永远昂起男人的头。”
外面下雨了。雨落在房顶上哗哗地响。雨水又顺着房檐的水槽流下来，也哗哗地响。这是天上落下来的泪水，为了受尽苦难的中国人，为了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悲惨历史，为了那个被强暴过的小姑娘。在我心目中日本鬼子兵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被强暴过的中国妇女在提裤子之前没再被刺一刀就算好的了。想不到他强奸完中国小姑娘后她那缩成一团、吓得浑身哆嗦的悲惨哭声，伴随他整整半个世纪的人生路程，甚至影响到了他父女的关系!
山田看着窗外的无尽雨丝，呼吸艰难地告诉我：“我根本就不管你是哪国人，你怎么看这件事，只因为你常常来看我这个孤独的老人，所以我告诉你。———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喜欢和山田聊天。他很坦率，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为什么，他骂八路军，我听了特高兴。那些日子，笑就像两块膏药贴在我脸上。我在东京大街上送外卖，一边开摩托车一边放声高唱：
“向前向前向前!嘿!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嘿!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嘿!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嘿!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牛奶公司门口，一群日本老太太看见我都说：“猴枪（我名字的日本语发音）干吗这么高兴？”我用中文说：“猴枪，还狗牌撸子呢!”日本老太太听不懂我说的中国话，知道我又犯各呢。她们聚一块儿担心地说：“你们看，今天猴枪哪儿不对了，他那脖子一拧一拧的，嘿!嘿!嘿起没完了。”
为了积累资料，我拿着照相机，带着闪光灯去拜访山田。山田很警惕地瞄了一眼我带去的家伙。他说：“你喜欢照相？”我说：“咱俩照张相呀。”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将来回国好看看呀。”他说：“可以照，但一定要换上西服，把头发整理好。”我说：“不用，就这样挺好。”
形容原汁原味的日语叫“搔闹妈妈”，可是山田不同意“搔闹妈妈”。他说你的照片一定有用意，如果用于友谊，应该穿西服；用于新闻，应该“搔闹妈妈”，“你是什么用意呢？”他问我。
没办法，我对他实说：“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你从不说那次大屠杀的对与错。我想把你的心态‘搔闹妈妈’地介绍给中国读者。记者的责任是如实地反映情况。我虽然不是记者，却有这个如实反映的习惯。照片怎么样没关系，清楚就行了。你们日本国不是常常说‘国民有知情的权力’吗？”
听了我的评论，山田急了，他大声喘息着：“快把氧气给我插上。”我感到死神已经揪住了他的后脖领子，马上就要把他押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来：
“不能照，不能照!我在南京杀过人，不能照!我不能让南京人看见我!我说了，不能照。”
我说：“好，好，不照，放心吧。———但是咱们作为朋友，照一张，将来回国我看看，成不成？我绝对不在报纸上用。”
山田老头子吸足了一口氧气，慢慢坐起来，瞪圆了眼睛，命令道：“不能照!”他那贴成一团的白发先倒了下去，他才慢慢地倒下去，空气凝固了。屋里有一股子酸臭的味道，老人显然几个月没洗澡了。我又想起他的女儿来。唉，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没准穿得挺漂亮的吧。
我悻悻地把家伙收起来，告诉他：“我不照了，你放心吧。”他喘息地告诉我：“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在南京杀过人呀。我相信佛教已经30年了，你不能让我再回去呀!”
这次轮到我惊讶万端了，我说：“佛教能把人活生生地带到想去的地方？!那么，我特别想回北京，佛能带我回去吗。”
山田说：“我指的是灵魂，是意念上的东西，它既存在又不存在。”
我一下就想到南京城的战火硝烟和死亡的30万人，我用眼睛问他：那30万人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在同一个世界里你们相遇将会怎么样呢？但我没有开口，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
山田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他直勾勾地看着我，又急忙回避开我的目光，空气又凝固住了。灯光不声不响地亮在我们之间……灯光应该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历史见证人，它目睹了一切，又都一言不发。
东京的夜晚静悄悄，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在这样的夜晚，人与人无声地交流，但拿出佛教也好，什么教也好，哪个能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一切皆无”了呢。一个病入膏肓、半个世纪前亲手杀害中国人的老日本兵，此时的目光都不敢与我平和的目光对视，那么这种教义，这种信仰，这种“道义上”的护身符又怎能安慰犯罪者的心灵？
如果能的话，我倒想读一读佛经了。
我向山田要几十年前的照片看看。他笑了，像个孩子。他说：“绝对不能给你看，你是一个很狡猾的人，是一个很坏的人，我要提防你。”但是他却向我要我们家庭的照片看。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就拿给他看。我一共带到日本十几张家庭照片，这十几张照片在山田手里翻来复去看，爱不释手。其中，有父亲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访问的照片。我告诉山田其中一张双人照，那上面叫林忠的人是驻外大使，也是个八路。山田拿着照片感慨地说：“头发都白了，都白了，大家都成老头子了。”
山田向我提一个要求：他想要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他说：“你父亲过去是八路军，和我们打过仗；不过从照片上，能看出原八路军的风采。你爸爸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穿着中山装，挺起胸膛有官员的模样和军人的风度。”他还说他喜欢爹的灰色中山装。他喜欢灰色？灰色是华中、华北一带八路军军服的颜色。
他挑出父亲的一张照片、捏在手里。我如果说不，他会失望一辈子。
山田长时间地端详这张照片，嘴里反复念叨着：“你爹是八路，这就是五十多年前的八路军。”他看着看着笑了。我看见他没有门牙，没有槽牙，只有两颗犬牙。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五、轰炸重庆
松井老头儿一开始就帮过我的忙，这使我非常感激他。
事情是这样的：开摩托车去松井家要经过一个长100米的坡道。如果中途不停车，问题倒不大，可以一直顺利开上去。偏偏那天在这个坡道上有家人订饭，我得停一下。等我再起动时，由于油门过大，摩托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大吼着从我裤裆里窜了出去。只见它“轰”的一声，腾空而起，又重重地摔在坡道上。惊魂未定，我发现松井老头订的饭已从箱子里甩出来，在坡道上不紧不慢地跳着华尔兹。它一转一歪、一转一歪，顺坡而下。阳光照着它圆润的身体，忽明忽暗，忽暗忽明。
松井老头的家在坡道拐弯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响了他家的门铃。一个一瘸一拐的老人开了门，露出一张慈祥的脸，无疑这就是松井先生。我老实对他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您订的饭看着很干净，其实它已经在马路中间跳过华尔兹舞了———我刚才在坡道上翻过车，实在抱歉。”
“华尔兹？你说它跳过华尔兹？”松井老头乐了。他慈祥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中国留学生吧？咱们初次见面。既然这碗饭跳过华尔兹了，那么你就放在这儿吧。我吃不吃没关系，关键是你的老板他要不高兴的。他不会关心你翻不翻车，他关心的是这碗中华盖浇饭的利润。这碗先放下吧，一会儿你再给我送一碗来。小伙子，驾驶摩托和驾驶飞机一样危险，你可要小心。”
善解人意，助人为乐。这是松井老头儿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老鬼子松井眉清目秀，不过他的左腿细得像根歪扁担。我摸过那条腿，是条没有肌肉的真腿。通过多次聊天我才知道，松井原是飞行员，二战中轰炸重庆时被中国军队击伤飞机而致残。我每次送饭，都要和他聊一聊。和他聊，我感到比听大学教授讲课还有意思。后来聊不过瘾，干脆休息日常去这个残疾老人的家。
松井先生温文尔雅，松井夫人也是个和善的日本妇女。她到处做临时工，每天勤奋地早出晚归。我就看见过她在离我们饭店不远的一家日本料理店里洗过盘子，昏天黑地猛干。她像外国留学生那样，她比松井先生小三十多岁。看着她轻盈的背景，我小声告诉松井一句中国的俗话：你是“老驴吃嫩草”。
但是，她知道他在侵华战争时轰炸过重庆。
老鬼子松井爱飞机。他迅速从书架上找出几本杂志，信手翻出其中的章节，给我讲解今日美国战斗机、中国战斗机、苏联战斗机、北欧战斗机的各种性能。他说今天的飞机和过去的飞机不同，备有自动装置。即使飞行员受了伤，自动装置也会帮助人安全降落。对此，我将信将疑。当他讲到侵华战争中日本的各种飞机和舰只时，我就专心地听。
“战前我受过高等教育，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就被卷了进去。我一开始就在空军。我驾驶过三种飞机，轰炸过重庆市。那个年代，不去是不行的。我的轰炸机被中国政府军地面部队击伤。我回国后，冷静地思考了几十年。
“1942年我回国后，躺在东京的防空壕里，听着轰轰隆隆的美国飞机声、炸弹爆炸声，我就想：我们去轰炸别人，所以别人才轰炸我们。美国人为什么和中国人在一起报复我们呢？我们日本国那么多敌人，全是我们自己树立起来的。
当时美国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日本，我的腿在轰炸重庆时被中国地面炮火击伤的部位还在恢复中，所以就天天躺在防空壕里。那时的日本，除去地震就是轰炸，大地总在波动。整个日本列岛处在恐慌和烈火之中。这烈火是我们日本兵在中国、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美国燃起的。如今，它烧到了日本本土。”
松井先生在谈到飞机时，总用一本书或一双筷子在空中比划着。他又拿出1945年在防空壕里写下的日记给我看：
“1945年3月10日，美军空袭东京，一夜之间夺去10万人的生命，使100万人失去家园。
从1942年4月18日开始，美军开始利用在太平洋上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轰炸日本。空袭日本以来，美国飞机飞行一万七千多架次，共投下炸弹10万吨，使日本国民死35万人，伤42万人，有221万户受灾。”
松井先生说：“我当时一边写日记，一边鲜明地感到，这地面不断传来的爆炸声，正是世界人民对我们日本民族的怒吼和报复。
“1940年和1941年，我多次飞往重庆投过炸弹。我的飞机被击伤后，我非常害怕飞机落下去。被摔死的恐惧和被中国人捉住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尽管缺氧，我用尽生命的力量驾机往回飞行。
现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主张为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到，这种辩护对日本民族的将来，没有任何好处。忘记战争，就没有和平。光说东京挨炸不好，这样会使日本年轻一代产生错觉。我们日本产品要融入世界，心理也要融入世界，为各国人民所接受。”
松井给我看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照片，给我看空袭日本的照片，日本兵死亡的照片和日本国民在战争中受害的照片，还给我看轰炸重庆的照片。
看轰炸重庆的照片时，我问他是他亲手拍的吗？他笑了。他说那时的飞机进行投弹时要俯冲，可没有今天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中所使用的现代化军事科技。万米以下是非常危险的，不可能自己摄影。面对轰炸重庆的照片，我心情沉重。我告诉松井：“1973年，我当铁道兵时去过重庆，建设歌乐山火车站。那时，我们铁道兵修建的襄渝铁路的终点就是重庆。一个夏日的夜晚，我和一个战友去红港码头散步，看到山城的灯光和满天的繁星连成一片倒映在江水之中。面对码头上一对对依偎在一起的情侣，闻着婀娜多姿的南国植物所飘散过来的阵阵幽香，我感到重庆就是人间天堂。”
我不断翻弄着松井收集的历史照片，可是我印象中的美丽山城与面前的被轰炸的重庆对不上号。
我这个人城府不深，是个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人。我冷下脸来告诉松井，我在中国军队服役时是优秀射击手。要是抗战时我在重庆，今天你就别订饭了。松井老头儿听了并不生气，表示理解。聊到很晚，松井夫妇竟打电话让电器商把一台音响送到我家里，说是要表达他们难言的心境。
我打开包装，插上电源，已是满天星斗，听着带有重低音的提琴曲，我总感到那是松井操纵的重型轰炸机在重庆上空向下俯冲。那细细的高8度，似乎是被炸死的重庆少女冤魂的呐喊，充满了悲愤和苍凉。
我不能说这台cd音响上沾有中国人的鲜血，但我想到我叔叔是被侵华日军杀死的，他被晋察冀军区追认为战斗英雄；村里父老乡亲为他建的抗日勇士纪念碑至今仍屹立在村头。想到这些，我就趁着夜色，把音响端出门外，扔到垃圾堆里。抬头望月，那个夜晚的月亮特别圆。我相信那明月就是我叔叔的目光。
每年“8．15”前，日本电视台都要播放二战的纪录片。看到其中有轰炸重庆的片断，我急忙给松井去电话。天空上布满一架架齐头并进的日本轰炸机，紧跟着就是一架架地向下俯冲；轰炸嘉陵江和长江汇合点重庆。松井老头在电话里大叫了起来：“这就是55年以前!”看到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尸骨遍地、断壁残垣的山城重庆，松井说他也很难过。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是我，是日本给中国人民带去了灾难，带去了不幸。”
“8·15”前后，在日本出版的中文报纸上刊登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各地挨炸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蒋经国之母遇难经过》，我看了忙用日文电脑译出，交给松井先生。
松井看后感慨万千。他头一次知道，连蒋介石的老婆都让日本空军炸死了。
松井说每年“8·15”前日本电视网都播二战纪录片，虽然教科书上没有这些历史，但不少日本学生从纪录片中都模糊地知道一些历史事实。松井特别赞赏德国人对侵略战争认罪的开明态度。他认为这正是经济、政治大国与狭隘岛国国民心理的鲜明对照。
他给我看1996年8月21日《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该文说德国根据纳粹犯下的罪行，用法律规定下来对受害国家与个人进行认真赔偿。
“从1956年《关于对纳粹迫害牺牲者赔偿联邦法》制定以来，截至1993年1月，德国对犹太人付了710亿马克的赔款。对英、法、荷兰等欧洲12个国家支付了9亿9千万马克的赔款，还对以色列单独支付了34亿马克的赔款。东西德合并后，德国又对俄罗斯、乌克兰等三个国家支付10亿马克，对波兰支付5亿马克的战争赔款，而且没有宣告结束。目前总共支付了905亿马克的赔款，估计到下个世纪，德国将付出7200亿马克。
“相比较之下，我们日本付了多少战争赔款呢？日本从1954年到今天总共向18个国家付了相当于德国战争赔偿费零头的6565亿9000万日元的战争赔款费，其中包括法国、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却未给中国一分一文。而且，就此宣告结束了所有战争赔款问题。”
“中国的舆论有过要求战争赔偿的呼吁。”松井翻出一份国民党监察员于树德等撰写的《对日和约的意见》。这篇文章发表于《大公报》1947年9月15日，日本报纸曾经转载：
“吾国乃缺乏资金之国家。拆旧工厂，作为赔偿，我国必须准备偌大资金作为搬运装置开工等费，故赔偿中不能不要求一部分现金。过去我国对日战争，每次缔和，日本都要赔款若千万两。他们却以我们的赔款，发展他们的工商业。日本经济发展之所以有今天，实多借助于我国的赔偿。今日本战败，我们按例要求一部分现金赔偿，实属正当合理，应该据理力争，不容稍存客气。”
松井说：“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文件、理论、谈话，我至今没有看到过书面文字。我这个侵华日军，我这个当年开飞机轰炸过重庆的老飞行员，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不要战争赔款？这不但要说服亿万中国人民，也应该让我们日本国民理解。你当过记者，请你无论如何找到相关文件给我看看。我总会死去，但离开这个世界前，我不愿再有什么遗憾了，我要坚持到头脑清醒的最后一刻。”
“最近，民间赔偿和慰安妇赔偿问题又重新提出，日本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如果一拖再拖，死活不认账，这既不符合中国国民的民意，也不合乎大部分日本国民的愿望。”
每一次去老鬼子松井家，我都要飞速地跑出去几次，到日夜都开门的小店里复印我记不住的东西。我对他说：“对不起，松井教授，我想复印一份可以吗？”他说：“你管我叫教授？我可当不了那玩艺。不过，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坐在家里看书。我想我看的书可能不比教授少。但是我的学生经常窜出窜进，这可不成。”
作为50多年前就在中国领空横行的老飞行员，松井有他见识独到的一面。他认为侵华日军较之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区别就在于有文化。日本兵大都受过初等教育，而中国兵多是文盲。在经济力量上，至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80l，各种轻重工业产品均能制造；而当时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仅占10l。在农业方面，日本当时已使用机械，而中国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仅13亿美元。生铁产量，日本为239万吨；中国95万吨；钢产量，日本735万吨，中国仅55万吨；石油产量日本为39万吨，中国仅0．02万吨。
松井说两国之间另一差距就是军事工业。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亿日元，能大规模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舰。而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除光绪年间生产的“汉阳造”步枪外，不能制造重武器。“汉阳造”还是光绪年间中国的张之洞、辜鸿铭请德国克虏伯工厂建造的。国民党军队有少量飞机，还是外国制造的，而共产党军队一架飞机也没有。1941年，日本已有用于作战的飞机5088架。
听着老鬼子松井说侵华战争中中国的落后，我既感到无奈，又感到不高兴。他不等我说什么，就敲着一大摞航空杂志，对我发议论：“不过，战争的最后胜败不在武器。零式战斗机好不好？日本国不照样在1945年8月15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投降吗？战败50年来，我一直关注世界局势。美国军队武器好不好？还不是败在越南人手里!这和我们日本人在中国的失败是同一个道理。”
眼前的老鬼子松井令我困惑：
他曾驾驶零式战斗机拦截中国政府军战斗机，曾驾驶重型轰炸机轰炸重庆，亲手炸死的中国人起码在3位数字以上；但他今天如此的明智又在日本政府大臣之上，他究竟是怎样一个日本人呢？我又将如何将这样的日本人向中国的年轻一代作介绍呢？
我一直思考着这些问题。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六、“土匪马占山”英雄马占山
我用一万日元买了一台大摩托。许多中国人对一万日元的概念比较模糊，一万日元相当于一个日本男人一天的工资。中国人用一天的工资买一台旧摩托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而在日本社会这已经是不足为奇的事儿了。我的教授借给我一本书，叫《大量生产、大量浪费》，讲的就是畸形发展的日本社会。这本书用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工人白天撅着屁股猛干，下班一杯清酒下肚，转身就把大彩电抱出去扔了，还能看呢，好好的，就是旧点。
有了摩托我就鸟枪换炮了。去大学上课或者去打工，都增加了机动性和灵活性。夏天大学放假，我就多次骑上它纵贯日本，去东京或富士山下打工去。大学开学，我再骑上它往回返。一次，在翻越富士山与东京之间的箱根山时，我遇上了瓢泼大雨。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我一捏前闸，连车带人整个横着飞了出去。痛得休克之后，大雨又把我浇醒，拉回到人间。睁眼看看，大摩托躺在我身上睡着了。我铆足了劲把它推开，仔细一看，完了，我右腿上全是鲜血，不用脱裤子就看见了膝关节上的白骨。“这下完了。”我心里想。我的教授常说你们中国留学生就只知道打工、赚钱，不重视学习。为了改变他这一印象，我决定爬也要爬回去。
我从背包里掏出工具修理。先在附近找了一棵合适的树。绑上前轮，把车把正过来，然后再修别的地方。如果实在修不好，我只好和它离异了，瘸着腿自己先到东京再想办法。
折腾了几个小时，我的摩托终于恢复了一点儿本来面目。虽然用右腿踩不了发动机起动柄，但我把它挂上档从山上往下溜，发动机又嘟嘟地叫了起来。下山去!先去找车铺，把车灯都装上，要不还是寸步难行。
从箱根山上下来，我的第一件事是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我的朋友小曲、小边在那儿，他们会帮助我。
车开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两个日本警察用眼睛搜查我全身后，问我：“带手枪了吗？”他们看我右腿上包扎着毛巾，鲜血顺着裤子滴下来，猜想没准我刚才抢过哪个银行。中国使馆的医生给我受伤的腿进行了治疗，还送我两支药。小曲和小边把我送上由东京驶往北海道的轮船。没有他们的帮助，大学开学之前我是绝对回不去了。
这次坐日本船，我先瘸着腿四处参观。绝了，到底是工业现代化的国家，造出的船就是漂亮。这艘客船有四层，长200米，只有12名乘客。连我算在内，乘客都是骑摩托或开车的人，没有交通工具的人都坐火车或飞机。因为乘客少，所以多数客房都关着门。船里有电影院、有健身房。客厅里有大彩电，吃的、喝的要比陆上贵一倍。船内电话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船里的洗澡设备也特别好，由于没人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一跳进大浴池，腿上的伤就冒血，活像一条正在分娩的大鱼。一边洗我一边想，戈壁滩上我们铁道兵的弟兄们什么时候能洗上这样的澡该有多好呀。
就十几个乘客，大家都坐在客厅里聊天，于是我也瘸着腿加入进去。痛得受不了，就喷喷大使馆医生送我的药。
由于药劲过去了，我这一比划，腿痛得不行，只好一屁股坐在地毯上，众人大笑。他们说你不应该当留学生，应该当漫才师（相声演员）或是喜剧演员。这时一个日本老头儿为我解围，他说别笑别笑，中国的气功真能治病呢。
这个老头儿叫吉村，从我一上船他就老跟着我，我上哪儿他准上哪。我成了瘸子，有时上楼梯时不方便，他马上会出现，扶我上去。我不好意思，就说老先生您请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吧。他用中国话说：“你喜欢溜达的地方，正好我也喜欢溜达溜达。”他的东北口音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上哪，您就上哪，那您不就成了警卫员了吗。老头儿笑笑说，50多年前，我正是关东军一个师团长的警卫员。我仔细看了看这个老头儿，身高不足1．5米，戴一副金丝眼镜，三八枪都比他高，上前线和抗日联军干是不够条件，所以天生是当警卫员的材料。于是我们成了谈天的朋友，我的腿后来痛得厉害，离开他的搀扶，就寸步难行了。
尽管他对中国人友好，但他的思想却是成问题。他的第一个观点是日本去中国是帮助中国搞建设。他说日本在东北修建了许多铁路，建了矿山，还建了一个满洲国。“现在中国人用的东北铁路不还是我们当年在中国修建的吗？而且我们的开拓团前后去了31万人，去开垦东北的荒地。”他用一只手画着圈圈，好像他前面有幅地图。
我告诉我面前的关东军小老头吉村：日本军队到东北是侵略、掠夺，决不是建设。我告诉小老头：“关于日中战争，有一次我和教授还争论了起来。教授说他父亲是‘满铁’技师，年轻时抛家舍业，呕心沥血，一直帮中国建设。教授让我看看今天的中国地图，量量铁路线，然后写一篇《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建设东北》的论文。”
关东军小老头乐了，他拍着大腿说：“你好好调查，这篇论文很有意思。”我告诉他我利用这次暑假，一边打工，一边去当地图书馆，调查了一个月，用了三个晚上一个星期天才写成。
“讲一讲，快点讲一讲。”关东军小老头高兴地用眼睛扫扫众乘客。他用形体语言告诉大家事实胜于雄辩。
我说，据我调查，1931年10月23日，“满铁”在关东军司令部支持下，拼凑成立了一个伪交通委员会。它是日本侵华日军攫取东北路权的工具。东北的全部国有、省有和民有的十余条铁路（总长3000公里）均被劫夺归并入“满铁”。就连“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全长1700余公里）及其附属财产，也于1935年3月被从苏联手中仅用1亿7千万元的代价收买去了，改名为“北满铁路”。至此，“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铁路及交通运输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所需的38种重要军需原料，有24种是依赖东北提供的。
日本在中国修的铁路完全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我国东北所生产的铁必须运往日本去炼钢。东北冶炼的少量的钢，也必须运到日本去轧制钢材。
再说“开拓团”。侵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便把东北农村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大量向东北移民，强占东北农民的土地。“九一八”前，东京的拓务省是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主管机关。侵华日军在1936年制订了向东北移民的庞大侵略计划，计划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为止，共向东北移民10万零6千户，31万8千人，强占土地3900多万垧。
例如1932年在沈阳等地，日军以每亩30元或40元的低价，强行租借农民土地，使我国东北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
侵华日军在东北强迫农民种稻，但却禁止东北人民吃大米。“偷运”或食用大米者，被判为“经济犯”。“七七”事变后，随着“粮食出荷”的加紧，扩大了“经济制裁”的范围。行人携带粮食二三斤，即被日军指定为贩运粮食，重则杀头，轻则下狱。这就是我论文的梗概。
船上的乘客陆陆续续地来，又陆陆续续地走了，只留下关东军小老头和几个男人。为了缓和气氛，吉村老头提议大家喝啤酒。船上的啤酒很贵，但小老头不在乎，他让服务员给所有男人送啤酒，最后他付钱。大家坐在沙发上或地毯上喝啤酒，默不作声，空气紧张，只有我站着，或者一拐一瘸地走一走。女船员看见了走过来，她拿一条白色湿药布把我受伤的地方包扎起来。我感到这个女船员漂亮极了，倾国倾城，她穿着黑色的船员服，肩章上两条线是黄色的，浑身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她说：“下了船请您立刻去看医生。所有的来客，都是我们的客人，包括您。但今天在船上我能提供给您的服务只能是这样微不足道，非常抱歉，请您原谅。”听了她的话，我心里舒服之极。在船上，只要不谈战争，中国人和日本人是能够友好相处的，———我一直这么认为。
但是吉村不老实，他又掀起了风波。
他当着大家讲起了“马匪”的故事。他一口一个“马匪”，一口一个“马贼”，讲起了他年轻时在中国东北的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指手划脚，吸引着日本乘客听下去。
他说，在中国东北，日中战争时有个土匪叫马占山。马占山是个神出鬼没的人物，狡猾之极。我们和他打了十几年仗，可到日本投降了，他还活着。当时我所在的师团的任务，是专门剿灭他。有他的部队和杨靖宇的部队在，关东军就不能安静地生存下去。大大小小，我们和马匪不知打了多少仗，他还投降了一次。好，这下你就归顺吧。谁知第二天，又把我们小股部队吃掉了。一问谁干的，马占山!马匪!你说气人不气人!
一次我们师团包围了他们数百人。大兴安岭的群山里，白雪皑皑，森林密布，连我都看见了马匪的部队。师团长命令：坚决围住，全部消灭。我们围了三天，不少日本兵手脚都冻黑了，走到近前一看，有几百人生存过的痕迹，连生过的火还在冒烟呢。可人都到哪去了，难道他们会插翅飞出去不成？我们几千人，没吃没喝，受累挨冻，能跟他们痛痛快快打一场也好呀!可对手跑啦!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还有一次，我跟着师团长的马走，太困、太累，一不留神从山上滑了下去，陷进七八米深的雪窝里，差点儿被冻死。这种经历你们谁有？他问大家。
一次，马匪的游击队潜入我们军营，在井边立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有毒”。我们连人带马两天没敢用井水吃喝。抓来几个中国人，强迫他们喝，嗨！屁事没有，多气人！
一次我们一千多人行军，居然有马匪小部队袭击我们。枪声一响，群山回荡。师团长腿部中弹翻落马下，等我们布置好作战队形，他们20多人早在雪面上飞滑而去，那速度连子弹都追不上。抬着十几个死伤者往回走时，我们愤怒之极。
“有能耐的话，咱们面对面干嘛。”他对我说。
我告诉他：“我可不是马占山啊。”
吉村说：1940年10月，我亲眼见过一次马占山，是一次秘密接触。他约见我们师团长，却不许我们带枪。他的警卫部队一律马步枪、驳壳手枪、马刀，一个个精神抖擞，精明强干，身高马大，怒目而视。马占山本人精瘦、光头、黑胡子、黑马褂，50岁上下，脸上没有一点笑模样。
我要和师团长一起进马占山的房子，被他的卫兵抓着后脖领子给提了出来。混蛋!马占山的兵都不会说话!你说话呀，我听得懂!
一会儿，师团长也从马占山房里走出来，脸色铁青。师团长说：让我站着，他坐着!混蛋!土匪!有一天我要亲手把他的头砍下来!
我和师团长去过不少大人物家，奉天市长也好，公安局长也好，都非常有礼貌。中国的礼节不比日本人差。独独他，十分蛮横，这个土匪。当天夜里，师团长亲自率领马队急行军50多公里直扑白天秘密约会地点，可是马占山早就溜了。在附近几个村庄拉网搜查，还是没有。当时漫天大雪，师团长感叹道：“不是关东军无能，而是漫天飘来的大雪帮了马占山的忙。”关东军骑兵要把这几个村庄都烧掉，把村民都杀掉。师团长反对，他说漆黑的夜晚村庄要是烧起大火的话，几十公里以外都能看见。这次不烧也不杀。说不定马占山这个狡猾的土匪头子还会找机会秘密约见他。可是后来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报复他。
自从关东军小老头吉村给我讲了马占山的故事，在我脑海里“马占山”这三个字就永远磨灭不掉了。
再去东京，我一头扎进国立图书馆，找到一本日本人写的《马占山传》。我在国内时愣没看过《马占山传》，而日本人倒写了一本《马占山传》。
《马占山传》开篇，日本作者引用中国学者的文字介绍马占山：
1885—1950，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生于辽宁怀德（今属吉林）。1911年，投靠奉天后路巡防营充哨长。1913年，任骑兵第二旅连长。1918年，剿围有功升任营长。1920年，随吴俊升赴黑龙江，升任骑兵团长。1925年，任东北陆军第五旅长。1928年，任黑龙江省剿匪司令。1929年，任黑龙江骑兵总指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代理政府主席，率军民抗日。12月，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马投降侵华日军，4月，在黑河通电反正，重举抗日义旗。不久与李杜等部组成东北救国抗日联合军，自称总司令。11月战败，12月率残部退入苏联境内。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管东北四省招抚事宜。1948年底，参与北平和平解放工作。1950年，因患肺癌在北京去世。
图书馆要关门了，我急忙往后看。马占山去世前告诫?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七、日本的情报战
在北海道留学时，让人最感头痛的事，不是刺骨的寒冷，漫天的大雪，中国留学生的稀少，而是工作机会的难找！找不到工作的话，别说交大学学费，连生存下去都困难。交房租水电煤气的钱哪儿来？买粮食、蔬菜的钱哪儿来？所以，必须找到工作。再苦再累的工作也要咬牙去干。
初到札幌，几周没找到工作。眼看着坐吃山空，正急呢，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老板一看，洗得可以，就把另一位洗盘子的日本学生，调换到端盘子的工作岗位上去。上下二层的饭店，70张桌子，洗盘子至少要两个人，现在这个繁重的任务全由我一人承担了。看老板存心要累死我，只好自己开除自己。于是又失业月余，后来又找到一个拆房子的工作。干这个活时遇到了北海道大学的硕士老崔，我们成了朋友。但札幌并不天天拆房子，我俩只好挥手相别。后来我去扛酱油，巧遇三浦老头儿。三浦老头儿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又常见面，这次到同一个公司当临时工，自然高兴。
三浦老头儿今年76岁，身体健康，热情善谈，心胸开阔，是个充满奇谈怪论的人。我知道他家有传真机，每天看报，爱看书，喜做笔记。他夫妻恩爱，两个儿子、三个孙子，都在东京工作学习。由于我们两个临时工经常失业，所以老在札幌图书馆的同一张桌子旁遇到。
日本全国无论走到哪里，最好的建筑都是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里文明优雅，冬暖夏凉，因此，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读者群除去学者就是失业者。作为“馆友”，没几天我就了解到他曾是日本海军少尉，1937年11月他所在的军舰还炮击过上海政府军阵地。他去过中国的南海、东海、黄海。1941年在台湾海峡，击沉过中国海军的几艘小炮艇。在那次海战中，他的军舰中弹六发，爆炸的炮弹弹片击中他的腹部、腿部，随即退出现役，复员回家。由于那个年代的男人都上了前线，他马上在当地找到了一个如意老婆。本想就此安心生活了，1942年又被应征入伍，还当海军。他的舰艇在1945年初于北纬45度、东经150度的千岛群岛海面上被美国飞机炸沉。他被别的日本海军舰只救起，不久，日本投降。
所谓“扛酱油”的工作，是在一家旅日华人开的公司送货。这家公司垄断了札幌全市的调味。札幌全市所有的大饭店，每天把需要的调味品用传真的方式送进这家公司。接到传真后，这家公司迅速派人把清单上的调味品送去。由于北海道打工机会很少，所以这家公司给我的印象是比日本公司还刻薄。新年前后忙劲儿刚一完，三浦老头就被开除了。没两天，我也被开除出来。
有一天早晨我和三浦老头又在札幌图书馆我们的大办公桌前见了面。他见我有几分沮丧，便安慰我说：“嗨!这有什么，人生就是海中漂浮的船，不要悲伤。你没饭吃，可以去我家吃饭，不必客气。从今天起，我带你去北海道各地观光。我们俩这几天把‘书’开除了，好不好？”
我不同意，对三浦说：“今天不成，今天已经来了，而且教授布置的几本书不看完，开研讨会时我说什么呢？”三浦说：“好，那就明天。”
第二天，我和三浦去了洞爷湖。北海道有两个洞爷湖，每个湖的面积都有10平方公里以上，统称洞爷湖国立公园。湖边森林茂密，温泉相连，宾馆旅社星罗棋布。由于没有工业污染，故湖水清澈，曲径通幽，鸟语花香，是个旅游胜地。描写洞爷湖的课文，我在大学三年级的精读课里学过，那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作者是东京人，1965年曾来观光过。步入洞爷湖畔，风光果然不凡。原始森林参天蔽日，满目碧绿，一片幽静。这里是鸟的天堂，鸟儿可以自由鸣叫，自由飞翔。小松鼠竖起尾巴在树枝间来回跳跃。小汽车在林中小路上悄悄地滑行，惟恐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对对情侣，脚踩阳光，眼含羞涩，手拉着手静静地漫步。
依山傍湖处是天然的大温泉。这些温泉都高于洞爷湖的湖面，故沐浴者一边洗温泉一边可以极目远眺，观赏湖上的风光。
夕阳像渐渐冷却的红锅，把微温的余晖洒到洞爷湖水面上，反射出碎金般的闪光。
我们迎着湖边夕阳散步，一前一后。他沉思的身影长长地落在我前面。遥望夕阳。他慢慢地回忆：“1937年11月，炮击上海也是在夕阳之中。在隐约可闻的爆炸声之后，在上海城市几幢高楼的后面升腾起来的是遮天蔽日的黑烟。
“作为日本海军，我没有踏上过中国的一寸土地，却无数次遥望过那幅员辽阔的国家。我知道我们日本军人在你们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对于日本侵华军人给中国人带去的灾难，中国人肯定仇恨我们，不仇恨就奇怪了。”
“但是……”他看着我说，“……战争的责任在我这儿，战争的责任又不在我这儿，我不过是个海军少尉……。我希望今后中国和日本间永不再战，日本人、中国人都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就像眼前的景色。”他用手指着前方回头看我。
前方是天地之间优美的夕阳，它正慢慢地，静静地落入地平线。那优美、静谧的远方，就是我可爱的祖国。
极目远眺，我头一次感到那橘红色的落日和噗啦啦飞动的白色鸽群一样都象征着和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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